申请股票配资其资产被法院临时冻结

丁惠民：走不出的

知青领袖梦

（外一篇）

作者：徐楠

写在前面：在那遥远的1979年1月，历经曲折与抗争的街头斗争，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数万名知识青年终于获得了回城的许可，这一壮举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序幕……

昔日，北上请愿团队的核心要员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其中，位于左一的是李长寿先生，左三则是丁惠民先生，而左四则是刘先国先生。

漫步于上海的街头，丁惠民的身影并不显眼。然而，在1978年12月，这位年迈的先生带领着数十名来自云南的知青，他们从西双版纳出发，踏上了北上京城寻求请愿的征程。他们高呼“我们要回家”的口号，最终成功开辟了知识青年返城的先河，从而掀起了成千上万知青回流城市的浪潮。

今日，昔日的知青运动领袖丁惠民，将个人的生命航标重新定位至“知青”这一历史节点。往昔那北上请愿团的中坚力量，如今散落于重庆与上海两地。岁月流转，世事已大不相同。

上海知青丁惠民（左）赴云南下乡

靠近

丁惠民，如同众多知青，怀揣着“建设边疆”的坚定信念，踏上了云南西双版纳的土地。

他们踏入广袤无垠的崇山峻岭，于简陋的草棚中安身。夜半时分，蛇类时常从梁上“嘭”地一声坠落。用餐之际，丛林深处的猴群则在远处静观。起初几年，他们拼尽全力劳作。他们砍伐原始森林，种植橡胶树。然而，尽管付出数年努力，农场依旧面貌未改。丁惠民感慨道：“一年不如一年，知青们陷入了绝望。”

定居上海的重庆知青李长寿，其往事中充斥着匮乏的记忆。“猪瘟肆虐，每年一发作便带走无数生命；我们只得无奈地奔向河畔，捕捉鱼儿充饥……我曾有一段时间担任文书，负责管理炸药，便利用它来炸鱼……”

丁惠民，知青时期人物。

殴打、侮辱、侵犯知青的事件屡见不鲜。一群未成年的孩童与军人，在偏远山岭间展开激烈冲突，上演了一出出惨痛的悲剧。那位被处决的军官贾小山，曾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在农场肆虐，见到貌美的女知青便强行将其拉上车辆。

知青们绞尽脑汁，企图通过后门途径调回城市，一旦如愿以偿，便将一切置之脑后。

与丁惠民迥异，李长寿始终扮演着叛逆者的角色。在农场，他性格桀骜，与人争执从不拘泥于理由，“动起手来，根本无需寻找借口。”

李长寿随后创作了一首歌曲，歌词中如此描绘：“正值青春年华，生命正值春天，沐浴阳光，汲取知识。嬉戏打闹，演绎武打戏码，捉鸡摸狗，亦有其道。啊，连长，请相信，我并非不良青年，这就将我的检讨书呈上。”

在1978年12月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更未曾料想：他们的一次相遇，竟将书写出一笔足以改写历史的重要篇章。

冬季火星现。

相逢

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逐渐显现出疲态。

“今冬明春，归家之时”的传言在云南的知青群体中逐渐传开。丁惠民深入其他农场进行实地调研，敏锐地察觉到知青们的困境如同堆积的干柴，只需一点火星，便能瞬间引发燎原之火。

他公开发表了一封书信，详述了知识青年们的现状，并表达了自己回家的强烈愿望，此举在农场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一场盛大的礼堂集会上，有人鼓舞人心地喊道：“不要畏惧任何困难，让我们效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踏上回家的征途！”在一片混乱中，丁惠民凭借其冷静的理智和敏锐的判断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无人置疑的总指挥。就在那一天，他与李长寿结缘。李长寿被委以纠察队长的重任，而另一位来自重庆的知青邹盛永则负责宣传工作。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中心就此形成。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在有序的指挥下，农场开始了罢工行动；另一方面，在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作两批，奔赴京城，高声吟唱他们自创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我们坚决踏上北上的征程！”

队伍最终集结于天安门广场，身后是“我们要回家”的醒目标语，整齐排列成行。

昔日负责农垦领域的国务院某高官接待了他们，其面容和善却言辞严峻：“若如此纷争不断，国家何谈强盛？”此言令他们心生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人齐聚西单一家小吃店，商讨对策。最终决定即刻返回云南，宣布请愿活动就此落幕。

恰是那一天，一份内部电话录音不胫而走，于版纳农场悄然间化作知青们心中的喜讯之鸟：不愿留下者，均可离去……随后，他们得知：这番表态，正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自北京会议归来后所作出。

次年二月至六月期间，五万人潮般退去。

后来，他们方才明白：那场北上请愿的行动，为北京高层在寻求解决知青问题的讨论中，增添了一枚实实在在的现实筹码。

昔日罢工请愿的核心成员们，在回顾那段岁月时，无不自豪于当年青涩的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展现的智谋。刘先国感慨道：“那段时光，我们毫无私心杂念，众志成城，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重返家园。”

各自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等四位人士相继重返故里，分别回到了武汉、重庆与上海。

1985年，丁惠民因工作调动自武汉迁至重庆，得以与家人团聚。期间，他常与曾一同北上请愿的“三驾马车”成员刘先国相会。至1987年，刘先国则前往上海发展。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丁惠民亦涉足商海，这位昔日的知青领袖，在1990年代便成功筹集了将近百万的资金。他从事木材贸易，从缅甸购进木材，运至上海销售，却不料，木材刚抵达对方仓库，对方便因债务纠葛，其资产被法院临时冻结。

刘先国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生活中当之无愧的赢家。多年来，他穿梭于图书公司、木工坊、保卫科、物业中心及计算机广场项目等各个岗位，实现了从入党到提干，再到购房的人生飞跃。

李长寿自工厂离职后，涉足通讯器材的生意，并创办了研究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今，他定居上海，在一位知青战友的公司中担任要职。他常戴着一顶宽边帽，这顶帽子深受年轻人喜爱，与古镇中云南菜馆的掌柜谈笑风生。正是在这家小馆内，他意外邂逅了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热情相拥，欢笑连连。昔日的叛逆青年，在这小桥流水旁、云南菜香中，与生活达成了和解。

昔年离乡之际，知青们纷纷立誓“即便撒尿也不朝此方向”，然而今朝，他们却屡屡在梦中重返云南。

轮回

版纳农场的劳动者，其中绝大多数源自湖南的乡村，其人数虽不及知识青年。

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知青们早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返家后，他们还需肩负起养鸡、养猪的重任，或是跋山涉水去采集山货，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饥饿难耐之际，他们不得不采取偷窃的手段来果腹。

指责与惩罚落在了他们身上，是他们将知青们推向了受罚的境地，“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示意你过去，夹上一筷子香喷喷的油炒菜”的，也是他们；他们协助连队干部管理知青，传授农业技能的，亦是他们。三十年前，知青们如潮水般离去，农场学校失去了教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甚至开拖拉机的人手都成了难题，唯有工人们不得不收拾起农场留下的残局。

当年的农场管理层，主要由退役士兵和现役军人组成。

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连队干部曾对知青实施过体罚或责打。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曾遭受枪托的重击，时至今日，每逢阴雨天气，那处伤痛仍会隐隐作痛。

1984年，一位当年的营长因公赴重庆，正值推销橡胶之际，设法与当地的一批知青取得联系。他在一处设施简陋的招待所暂住，当一群提着白酒前来的知青来访时，他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的橡胶树已经进入割胶阶段。过去，我们对待你们的诸多做法确有不当之处，还望你们能予以谅解……”

李长寿感慨道：“既然有了这句话，那就把过去的事情当作不曾发生，何必再提起呢？”

1995年，李长寿与约40名昔日的知青一同重返农场。彼时，车辆却意外地无法启动。老连长、老营长以及那些昔日的工人们，皆依依不舍，迟迟不肯放手，车上下哭声此起彼伏。在李长寿的印象里，唯有当年离家远赴云南的火车站，方能重现这般的声泪俱下、难舍难分的场景。

生命的轮回不息，曾泪眼朦胧踏足之地，今亦泪流满面离别。

重聚

生命轨迹再次戏剧交汇。

2008年冬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邀请丁惠民走进演播室，通过三集的连贯叙述，生动重现了那段北上请愿的往事。在镜头前，丁惠民特意挑选了一件黄色T恤，胸前醒目地印着“知青”二字。

他屡次抵达上海，积极投身于协助知青群体解决工龄、社保、户籍等诸多难题。返抵云南后，他在当地竖立了一块醒目的告示牌：“知青有难，丁惠民在此等候。”牌下附上了他的手机号码。经过三十余载的时光流转，他再度公开发信，敦促政府关注并妥善解决知青群体的晚年生活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丁惠民早已不再是我个人的，我的一生都属于知青。”

丁惠民表示，他致力于为知青群体争取应有的权益，哪怕仅仅是微小的经济补偿或政治上的优待。他期望能够唤起国家高层对知青问题的新视角和重新审视。

中间为丁惠民

那些昔日的老战友，命运与心声在齐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之后，绘就了一条渐行渐远的轨迹。

1998年，昔日的“三驾马车”重返上海，再聚首。在这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竟然意外地掺杂着彼此话语不合的尴尬气氛。

丁惠民将个人生命的焦点重新置于“知青”这一坐标。他渴望寻觅往昔的“三驾马车”，眼前却只见刻意回避过去的胡建国，以及奔波应酬的刘先国。

刘先国曾如此告诫丁惠民：“相较于众多海归及知识分子，我们已然落后。纵然你曾是当年的知青领袖，然而时至今日，这已不再是我们的时代。若你执意领导此事，便如同陈胜吴广般，最终取得胜利的将是刘邦与项羽，而非你。”

十年前，在成都知识青年的一次聚会上，一张写着“青春无悔”的横幅遭到了部分人的强行取下：“说不悔？若真的无悔，那就请你们回家去！”

“有悔”与“无悔”，成为知青群体内对那段特殊岁月的不同声音。“有悔”派深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沉重压迫，他们哀叹苦难，抚慰伤痕，诅咒自身所承受的牺牲与命运的残酷不公；“无悔”派则深刻体会到，知青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深入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为整整一代人的心智与意志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现实，前者纷纷发声，进行呐喊与谴责，其中部分人更是将诉求直接指向现实；而后者则选择接受现实，与之和解。

左为丁惠民

丁惠民，那位昔日在公开信中点燃回城热情的知青领袖，拥有众多信徒。他们尊称他为“丁总”，亦或是“司令”。这些称谓，对于丁惠民而言，成为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丁惠民表示，他致力于为知青群体争取合法权益，哪怕只是微小的经济补偿或是稍显的待遇提升。他希冀能促使国家高层对知青议题进行新的阐述。

“他，依旧沉浸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这是今日的丁惠民，在战友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原载《南方周末》

外一篇

女儿眼中的

“知青领袖”丁惠民

作者：丁一

丁惠民全家福

身为父亲的独女，我更是他心头的至宝。然而，我对父亲的生活方式并不认同。多年来，他似乎并未尽到身为父亲应尽的责任，行事时从未考虑到他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家，需要他的关怀与支持。

自小学至大学，我所有的学费与生活费均由母亲承担，父亲未曾为家庭的经济来源做出贡献。在我脑海中，父亲总是一个忙碌不停、四处奔波的形象。他的心中装满了对“知青”的牵挂，却未曾想到，家中尚有妻子与女儿等待他的关爱与陪伴。

数年前，江北区嘉陵江畔的房屋遭遇拆迁，依据政府的安置政策，我们本应迁至五里店一处新建的住宅小区。该小区设施齐全，不仅设有电梯，还拥有广场与花园。然而，鉴于我们无力承担补齐面积所需费用及新房的装修开销，无奈之下，我们只得作罢。家中平日并无积蓄，唯有购买二手房方可实现这一愿望。

母亲为了房子事务奔波忙碌，她对如今我们所居住的这套房屋情有独钟。回想前几年，重庆房价尚未急剧飙升，我们家的拆迁补偿款恰好足以购置此房。该住宅区隶属于司法局，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宿舍区，当时居民的住房问题主要依靠单位解决。司法局便在自己的有限空间内，巧妙地见缝插针，建成了这栋家属楼。

面向我家南侧的是一座倾斜的楼房，与之最近的距离不足五米，而最远的斜距则不超过十米。由于该楼建造已久，司法局的家属们多数已搬迁至更佳的住所。此楼或被购或被租，使得原司法局的居住者人数大减，居住群体也变得较为复杂。邻近的楼底布满了违章搭建，容纳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因此周边充斥着喧嚣。至于朝北的住宅，其卫生间窗户后方的距离仅两米，便能触及对面建筑的墙体。

我的居所虽小，但其窗外的视野却相对开阔，偶尔也能沐浴到一丝阳光。在如今的大都市中，这样的建筑已是鲜见。妈妈看中此处，虽装修略显陈旧，但尚可使用，住进去可节省装修的开支。虽阳光不足，通风也不佳，但毕竟这是一套三居室，面积超过九十平米。考虑到爷爷和奶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他们渴望与子女共度晚年。若他们搬来同住，并不会显得过于拥挤。再者，楼层位于二楼，对老人的上下楼活动亦较为便利。家中的空调和一些家具均为前住户遗留，这也为我们节省了不少费用。

第六人为丁惠民

多年来，妈妈一直打几份工，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供我上学用。妈妈现在还在为一家盲人按摩诊所做杂务工，清晨六点左右就要出门，洗被单、毛巾什么的，要到八、九点钟回来，下午还要去收拾。这份工作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两百元，干的时间长了，人家也觉得妈妈朴实勤恳，每年加一点，现在已经加到每月六百元。我说妈妈你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何苦那么辛苦。妈妈的回答一直说“不累，不累。哪怕有一丁点的收入能够补贴家用，也是极好的。”正是这份坚韧，让她至今坚守岗位。

自父亲被拘留以来，我向母亲提议，请求她放弃外出工作。然而，母亲回应道，尽管去年父亲已领到养老金，若他最终被判刑，这笔养老金也将不复存在。加之父亲尚未交齐的医保费用，她若不外出打工，便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为他续交医保。

你们总是只顾着自己，一个人在世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年，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逐渐领悟，这其实是对人生观的一种探讨。父亲最常提起的是雷锋的人生观——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非仅仅为了吃饭；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否让他人生活得更幸福。尽管如此，父亲并不认为自己能与雷锋相提并论，雷锋是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是全体国人的楷模，而他不过是一位平凡的退休老人。母亲无法容忍父亲这种人生观，因此在数年前，两人达成协议和平分手，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对外宣扬，甚至瞒着我。

如今，我已步入成年，方始领悟他们长久分居的缘由。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同情母亲，并逐渐洞悉父亲的情感。尤其是目睹父亲与众多知青叔叔阿姨欢聚一堂的喜悦场景，以及他对他们的深厚感情，我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自从父母离婚，妈妈便一直独自承担起照顾爸爸的重任。我深知，妈妈在心底深处深爱着我的父亲，她为我和父亲默默付出，勤勤恳恳，洗衣做饭，操持家务，从未有过停歇。我所见证的，是母亲的默默奉献，而父亲的身影，在我的生活中依旧鲜见。

父亲毕生投身于“知青”事业，而他们大多身处社会的边缘，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中身体强健者勉强能赚取生计，体弱者甚至难以觅得工作。那些无业者不仅要养家糊口，还需负担养老金、社保、医保等开销。每当遇到这样的人向父亲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母亲对此常感不满，因为她认为父亲从未自己承担过家庭的经济重担，却总去帮助他人，难道他真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然而，父亲总是一再强调，我们家庭并无沉重负担，生活已经比许多人好多了。他的比较方式总是与生活条件更差的人家相对，而非与那些条件稍好的家庭相比较。

父亲偶尔能成就举世瞩目的伟业，比如成功举办全国知青文化节这样的盛事。我认为这非民间个人之力所能达成，能够成功举办，无疑是全国知青对父亲的信任所在。他们认可他的品格、能力和事业追求。若换作他人，既无财力又无权势，又有谁能听从他的号召呢？此次父亲遭遇困境，在重庆难以找到律师，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事务所，对方却要求三万元费用，经研究后认为不宜承接，担心受到丁惠民事件的牵连而影响自身生存。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上海的律师。说实话，律师费用是朋友们资助的，我们为接待律师感到十分困扰，因无力承担宾馆费用，幸运的是律师愿意在我们简陋的居所中停留。

我们的心情既感动又内疚。在炎炎夏日，李律师多次步行前往江北分局，五天时间里家中空调未曾开启，导致他身上长满了痱子。妈妈陪伴李律师前往朝天门观赏涨水，乘坐的都是仅需一元的公交车。夜幕降临，我们本想外出随意用餐，但李律师坚决表示要回家，因为他感受到了我们家的艰辛。妈妈半开玩笑地说李律师来重庆是为了减肥。尽管六十七岁的李律师身患多种疾病，他却在酷热的天气里，不远万里来到这火炉城市，辛勤奔波，这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取律师费吗？我不这么认为。

今日的青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了解已逐渐淡化，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我不禁翻阅了父亲床头摆放的《毛泽东选集》。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引人深思：评判一个青年是否投身革命，唯有这一标准——他是否与劳动群众紧密联系。与民众紧密相连者，即被视为革命者；反之，若对民众施加压迫，妄图骑在人民头上，那便是反革命行为。

无论我的父亲最终走向何方，我坚信他是一位善良的人，他绝无过错！我深爱着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