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历经与法国、美国的侵略者斗争，并成功实现国家的南北统一之后，越南正式宣布了国家的统一。时任越南的最高领导人黎笋，在引领越南人民完成国家统一的伟业后，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并非着手恢复生产与繁荣经济，而是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个人扩张的宏大计划。
自1975年北越坦克的隆隆声在西贡总统府回响之际，黎笋便萌生了一个宏大的野心——意图占领老挝和柬埔寨，进而打造印支联邦。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公开演讲中将我国定位为越南的首要敌手。那么，我国与他们的印支联邦有何关联？为何越南会将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兄弟”视作“头号敌人”呢？
我们一同揭开谜团，探究统一后的越南为何急切地调整战略，将枪口对准北方。
1975年，黎笋引领越南人民迈向南北统一的大业。在国家统一的瞬间，黎笋并未将目光投向战后经济的重建，而是迅速思考着如何拓展越南的影响力。当时，柬埔寨局势动荡不安，而老挝亦刚步入民主共和的轨道，新政权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从政治视角考量，柬埔寨与老挝正面临着一段脆弱的过渡期，而此时越南选择扩张无疑是占据先机的明智之举。若越南能在短期内成功控制老挝和柬埔寨，建立起印支联邦，那么它将迅速实现自身的壮大，届时越南将真正崭露头角，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黎笋毅然决然地启动了针对老挝与柬埔寨的扩张战略，动作果断，气势如虹。
印支联邦的构想最早在越共革命时期崭露头角，彼时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均深陷动乱。此构想虽与当时的局势相契合，然而黎笋提出该计划时，已迈入1975年，东南亚的局势实则已趋于稳定。
1977年，越南与老挝签署了《越老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实质上带有不平等性质，赋予越南对老挝重大事务的否决权，并要求老挝的内外政策必须获得越南的同意。以此为标志，越老两国确立了深厚的“特殊关系”。黎笋以“新成立的共和国相互扶持”为借口，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与老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向其提供了援助。在此过程中，越共中央设立了“西方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老挝事务，并派遣各类专业人才至老挝政府机构担任顾问，协助制定政策及制度草案。通过这种模式，越南还得以掌控老挝的铁路、公路网络，以及铁矿、金矿等矿产资源开发。
不仅如此，1975年，越南以“协助稳固政权、抵御外部威胁”为名，在老挝实施了长期驻军。巅峰时期，驻扎在老挝的越南军队人数高达五至六万。这些部队分布老挝各大城市周边及边境地带，掌控着交通动脉和军事设施。
于是，越南以“守护者”的角色介入了老挝的行政架构。尽管越南并未公开宣称“吞并”老挝，实则已将老挝纳入了印支联邦的蓝图之中，对老挝实施了实质性的主权侵犯。
当时，老挝政府向我们寻求援助，请求派遣一支由20000名工程兵组成的部队。我们的任务是协助老挝政府修建一条横贯该国南北的交通要道。此举实质上是对越南对老挝控制权的直接挑战。
相较之下，柬埔寨的情形则显得更为严峻。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在支持越南共产党英勇抵抗之际，亦在暗中助力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势力——即红色高棉。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成功夺取政权。然而，由于红色高棉拒绝承认越南的领导地位，双方矛盾加剧。黎笋随后在柬埔寨支持反对红色高棉的势力，进而挑动柬埔寨的内部纷争。直至最终，150,000名越南正规军被派往柬埔寨进行作战。
审视黎笋在1975至1976年间在东南亚的动态，其行为似乎主要针对老挝及柬埔寨，与我方并无直接对抗。然而，为何仍将我国视为“首要敌人”？这背后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所致。
首先，我们的存在对黎笋的印支联邦构想构成了重大挑战。回顾1975年，越南企图入侵柬埔寨之际，遭遇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坚决抵制。黎笋总书记据此认定，红色高棉敢于如此强硬，乃因背后有中国的大力支持。于是，他将这股怒火转向了我们。
此外，在1977年黎笋与老挝签署《越老友好合作条约》之际，我国对越南对老挝的管控举措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认为此举有悖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黎笋则将我国的行为解读为对越南势力范围的“干涉”。
坚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并坚决抵制地区霸权主义。
黎笋所提出的建立印支联邦的构想，实则是对地区霸权的赤裸裸追求。该计划意图侵占的老挝和柬埔寨，均为我国的近邻。正如俗语所言，“唇亡齿寒”，若我们坐视不理，任由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印支联邦，待其势力壮大，我国无疑将成为其首要攻击目标。
因此，我国对越南侵犯老挝与柬埔寨的行径，表示了坚决的谴责。1978年，当越军介入柬埔寨冲突之际，我国不仅向柬埔寨的抗争力量伸出了政治与物质上的援手，更全力协助他们抵御越军的侵略。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与经济支援。只要我们持续对红色高棉进行援助，黎笋便无法实现对柬埔寨的全面掌控，而印支联邦的构想也将推迟实现。因此，黎笋视我们为阻挠印支联邦成立的重大障碍。
此外，从地理分布的角度审视，黎笋认为我国广袤的疆域与强大的国力对越南北部构成了地缘上的压力。加之越南与我国在领土划分上存在分歧，一旦印支联邦得以构建，我国必定会对越南的区域霸权实施限制。因此，在黎笋眼中，我国仿佛高悬于越南头顶的一柄利剑，越早将其视为敌对势力，就越能尽早消除这一威胁。
其次，鉴于历史积怨，黎笋深信中国会趁机扩大其势力范围。在控制老挝并派遣军队进入柬埔寨的过程中，越南军队陆续派遣了约21万人的正规部队，而国内原本的兵力就已相当有限。1974年1月，南越军队曾在西沙群岛与我军发生冲突，当时越方擅自将本应属于我国领土的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余个岛屿纳入其版图，并随后侵占了我方的金银岛、甘泉岛。在此次交战中，我方以18人牺牲、67人受伤的代价，击毙越军超过百人，俘虏48人。战后，我国成功收复了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
正因这场海上冲突，黎笋对我军产生了警觉，深信我军可能会利用越军分兵老挝与柬埔寨之际，对越南发动袭击。
第三，身处国际舞台的抉择。彼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苏联在冷战格局中亦亟需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其势力版图，而越南同样迫切需要一位坚强的后盾。鉴于越南与美国刚结束战事不久，黎笋无法倾向美国，因而不得不投向苏联的怀抱。
在如此的形势之下，越南毅然选择了苏联作为盟友，鉴于政治立场的考量，越南必须明确表态，方能赢得苏联的援助。鉴于越南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中国自然而然地被定位为越南的对手。
自1964年10月起，苏联便开始向越南提供军事支持。随着1975年美军的撤离，苏联视越南为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代表”，不仅于1978年派遣了由120名军事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赴越，还赠送了2架安-22军用运输机。此外，苏联军事顾问还为越南制定了针对柬埔寨和中国的作战策略，此举显著提升了越军的士气与自信。
此外，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敌人”或许可视为黎笋所献上的一纸“投名状”，唯有如此，他方能赢得苏联的信任。回顾中越关系的亲密程度，宛如手足之情，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我国向越南提供了庞大的援助，其中经济援助高达200亿美元，而军事援助更是令人震撼的94.3亿吨，更不用说我们派遣了30万人的高炮、铁道和工程部队，全力支援越南。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黎笋在越南独立不久后便将中国宣称为越南的“头号敌人”。进一步观察时间线，越南早已密谋与我国一战，因此，在1975年至1978年期间，越南在国内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的排华活动。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激化中越矛盾，以便为发动进攻找到正当的理由。
面对越南接连发生的针对华人的排斥事件，我国高层领导人义愤填膺。我国同胞遭受驱逐，领土边界遭受越南侵犯，然而我国政府依旧保持冷静，积极与越南展开磋商，致力于和平化解边界纠纷。
直至1979年，我们的忍耐已达极限，遂对越南采取自卫性反击作战。然而，战局的发展并未如黎笋所预期，即便苏联提供支援，越军在持续28天的激战中依旧处于劣势。我国军队仅用短短28天便成功占领了高平和谅山，锋芒直指越南首都河内，黎笋所抱持的印支联盟之梦也随之破灭。
黎笋终未能战胜所谓的“头号敌人”，反倒是险些被其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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