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景泰一条山鏖战后放走红军俘虏的马禄,延安曾送锦旗称其抗日英雄
西北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化隆老县城茶馆里,有个七十多岁的回族老人说起马禄时,还会眯着眼半天不出声,像是在掂量该从哪一句开口。这个名字,在青海、甘肃交界一带,不是人人都敢随便提——他是马家军的人,却也拿过毛泽东亲笔写的“抗日英雄”锦旗,这事儿听起来就有点拧巴。
他生在甲午那年,家里穷得叮当响。少年时候去过绥远给哥老会扛麻袋、看牲口,那些年,他说自己学到两样东西:一个是饿了要抢饭吃,一个是打架要先下手。他回青海后混进了马步芳部队,当兵二十多年,从骑兵小卒熬成第一旅旅长,到1936年的时候已经算得上能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靖远黄河边那场大战,是他和红三十军第一次正面硬碰。当时景泰“一条山”并不高,但地势险,两边人打得血泥糊成团。据甘肃地方档案记载,那仗下来双方死伤加起来五千多人,连防线指挥官马廷祥都没活着出来。但奇怪的是,这场恶战之后,他手下魏珍团被俘又被放回来,还带话:“人家不杀中国人,要咱们一起去打日本。”这句话让他心里像卡了一根刺,很久没拔掉。
后来倪家营子之战,又逮住了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他顶着压力留人养伤二十多天才悄悄放走,据说还让厨子做了一次羊肉抓饭,说“好歹也是个读书种子”。有人传这是因为黄鹄显年轻时跟他同在兰州练过武,也有人笑,说不过就是看对方顺眼罢了。这事儿传到西宁,被马步青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但也只能骂骂而已,没有真动手收拾他。
秦基伟后来回忆,在河西落到敌手两次,都被一个姓马的旅长装糊涂救过去——虽然没点名,可时间地点对照下来,多半就是这个人。而且还有谢良,当时腿受伤走不了路,被抓后关在他的部队里捱到了国共合作时期才获释。有村民讲,当年押送这些俘虏路过四渠村的时候,他特意吩咐给水喝,“别渴坏喽”,这话让押解士兵直翻白眼:前一天还拼命砍杀呢,一转身就慈眉善目。
等全面抗战爆发,他调往华北前线,在陕西、河南都有作战记录。《陕西日报》1939年的旧报纸上,还有一则短讯写着“击溃敌骑于兰封东南”,署名就是他的部队番号。在潼关守防期间,有八路军干部来借粮草,他批条子直接从仓库拨,还派几匹好马护送返程。这些细节如今散落在各地志书和退伍老兵口述中,不凑到一起很难看到全貌。
1940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关系更微妙。当时奉命去绥德,却被八路军拦住脚步,据说周恩来亲自写信提起“河西之事至今难忘”。这一句,让他心头发热,于是干脆撤兵绕道,并托友人递信进延安。不久毛泽东送来锦旗,上书四字——抗日英雄。据延安市档案馆保存的照片显示,那面锦旗确实存在,只不过布料已经泛黄。
胜利以后局势急转直下,他没有再卷入内战,而是在永登县四渠村定居。有一次修享堂峡公路,因为悬崖太险没人敢动工,他第一个拿铁锤凿石头;水渠、水磨、渡船都是自己掏钱办。有学者查到1931年的账簿,上面记着“四渠小学首建,无费供衣”,校服还是用兰州买来的粗布缝制。一位九旬老太太曾念叨:“我穿的新褂,就是‘大掌柜’(指马禄)给做的。”
也有人怀疑这些好处背后的算盘。同乡杨姓老人私下嘀咕:“那年月谁舍得花大钱?不是图将来有靠山?”可即便如此,本地不少家庭还是承认受过他的照应,比如灾荒年份赊米不给催债;或者婚丧嫁娶借牲畜不用付租金。这些琐碎情分,比史料里的数字更容易留在人心底。
1947年春天,大雪未融的时候,人病倒了,再没站起来。据传葬礼简单,没有鸣枪致敬,也没有外地官员赶来吊唁,只剩本村几个青年抬棺入土。他留下的大屋后来改成学校教室,一堵墙至今还有淡淡墨迹,是某位学生练字留下的“忠义”二字,不知是不是巧合。
去年秋天,我经过永登县,看见四渠村入口立着石碑,上刻“爱乡乐施”。旁边蹲着两个孩子啃馍,其中一个问另一个:“你知道碑上的名字是谁吗?”另一个摇摇头,把馍皮撕下来喂狗。我停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就继续赶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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